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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与控制: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研究
www.0997kw.com 】 【 2016-04-28 10:33:55 】 【来源: 香港历史开奖结果 】

  预见与控制: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研究
  
  ——以社区矫正领域与其他领域的比较为视角
  

  内容提要:随着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所人员的玩忽职守犯罪问题也应运而生,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查阅到2013年1月——2014年12月31日期间涉及社区矫正领域内的15件玩忽职守案,笔者通过对此15件案例的分析发现,其中有14件在判断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都是简单的从结果出发倒推原因,只要有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结果,就认定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之必然有因果关系,就必然追究相关司法所人员之罪责。只有一件采用条件说、近因说等理论,认为“被告人的履职不到位行为并不是矫正对象外出伤人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之一”,故判决被告人无罪。实际上这些案件中被告人履职不到位的事实大同小异,但因不同的判断主体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就会出现争议,以至于出现罪与非罪的不同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应当怎样认定社区矫正领域内司法所人员的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呢?为此,笔者通过对国外有关因果关系理论的评析和对社区矫正领域和其他领域在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的比较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他领域玩忽职守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条件关系,社区矫正领域内玩忽职守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具有条件关系;其他领域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控制力,社区矫正领域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不具备控制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笔者认为在对社区矫正领域玩忽职守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价值判断时应考量以下因素:一是从行为人对结果有无预见性和控制力出发;二是从社会大众的可期待性出发;三是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
  
  关键词:玩忽职守罪 刑事因果关系 社区矫正
  
  一、问题的缘起:从15件案例说起
  
  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虽然从2003年就开始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施行,但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 首次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社区矫正的具体程序作了规定。随着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所人员的玩忽职守犯罪问题也应运而生,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查阅到2013年1月——2014年12月31日期间涉及社区矫正领域内的15件玩忽职守案,其中2013年3件,2014年12件, 15件玩忽职守案件中,只有1件宣告无罪,1件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其余13件都是有罪免处。笔者从中摘取了二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被告人叶某系某司法所工作人员,2012年2月2日,李某某被假释后前往该司法所报到,同月申请去外地务工,截止到2012年7月均办理了请假手续,至2012年9月初,李某某失去联系,叶某多次查找未果,2012年10月26日,为应付上级检查,叶某伪造了李某某已请假的资料。2012年12月11日,叶某与该所所长何某某一起到李某某家中走访其母,何某某与李某某通过话,但一直未回来报到。2013年1月,叶某向司法局汇报了李某某脱管的情况,该局副局长、矫正科副科长与叶某、何某某一起前往李某某家中寻找其联系方式未果,于2月20日司法局向县公安局发出协查函,次日县公安局告知,李某某因抢劫致一人死亡,于2012年12月13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12月16日,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为,被告人叶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在罪犯李某某脱管的情况下,未及时向上级汇报,也未按建议采取警告、严管、要求公安机关协查等有效措施,致使李某某长期脱管后重新犯罪,并致一人死亡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案例二:被告人郑某系某司法所助理员,一人负责司法所全面工作,2012年2月28日冯某被判缓刑后前往司法所报到,自同年3月至8月,冯某均按规定向司法所交了思想汇报材料,郑某对其做了谈话记录,2012年6月,郑某安排冯某参加了义务劳动。2012年4月至10月期间,冯某每月到司法所报到后经常私自前往某城区打工、玩耍,郑某通过村主任了解到这一情况,但未要求冯某履行请、销假手续,也未采取实地检查、家庭和社区走访等方式掌握并核实冯某的活动情况。 2012年6月21日,冯某在某小区入户盗窃作案。8月29日到公安分局投案,并向办案机关表明自己被判处缓刑的情况,但不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因冯某患有“大三阳”未将其送看守所羁押。9月25日,冯某被释放后到司法所报到,之后又回到城区打工、玩耍。10月26日,冯某打电话口头向郑某汇报当月情况。11月1日凌晨,冯某受邀与他人发生口角,继而在扭打中持刀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2012年11月、12月冯某均未到司法所报到,直到2013年1月,郑某才将冯某重新犯罪等情况上报司法局。法院认为郑某的履职不到位行为并不是冯某外出伤人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之一,即郑某的履职不到位的行为与冯某伤人致死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单纯从广义的因果关系来说,其他机关的失职行为与冯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的因果锁链显然较郑某的履职不到位更靠前,且因其可通过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冯勇犯罪,更具有阻断可能性。
  
  小结:笔者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发现,以案例一为代表的14件有罪判决案例,在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都是简单的从结果出发倒推出原因,只要有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结果,就认定司法所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与之必然有因果关系,就必然追究相关司法所人员之罪责。如案例一的判决书中虽然未提及因果关系,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看出不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都认为是被告人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致使李某某长期脱管后重新犯罪,并致一人死亡,申言之被告人的不认真履职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案例二中法院采用条件说、近因说等理论,认为“郑某的履职不到位行为并不是冯某外出伤人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之一,其他机关的失职行为与冯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的因果锁链显然较郑某的履职不到位更靠前……”故判决被告人无罪。实际上案例一与案例二中被告人履职不到位的事实大同小异,但因不同的判断主体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就会出现争议,以至于出现罪与非罪的不同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应当怎样认定社区矫正领域内司法所人员的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这便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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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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